在接到北京公文着其与山东通会陈不平入京理政后，文彦杰便将这一年时间对山东各地走访调研的成果写成《山东人丁税役考察书》递呈行营。

书中写道：“查旧例，人丁五年一审，分为九则，上上则征银九钱，递减至下下则征银一钱，以家之贫富为丁银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开除，此成法也...”

大意是说过去明朝征银制度看上去颇是完善，然而具体执行随着年代久远，地方有司未必留心稽查，也就是没有做到五年人口一小计，十年人口一大计。官员怠政又为博户口加增之优绩，遂不顾民间之疾痛，只在上任黄册随意拿笔增添。

结果一任又一任，如某地实有丁口五万，几任下来，报到户部的丁口却有可能达到七八万。甚至是死人都在册上不予去名，刚生之婴儿亦上户册予以缴税。

陆四是在武英殿看的文之报告，读到此段特意拿朱笔画了个圈，尔后在边上注道：“此虚报浮夸。”

这还是官员怠政求考绩上优之举，在民间更有士绅利用免税、减税之特权故意隐瞒人丁，又有乡野狡猾之民以“客籍”规避，或投献士绅以为避税，然而户部仍按各地上报人丁收税，最后便是大量赋税落在贫民身上。

文彦杰说如山东曹县，“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结果“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皆册中所载中等户则也”。

最后，文彦杰一针见血指出“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恳请监国闯王务必要重视此事，从中央到地方要对此旧弊进行革除。

陆四将此书交顾君恩看，言自己起于淮扬农家，深知民间疾苦，而于官府征收钱粮尤为留意，惟恐使百姓滋扰。

“自永昌皇帝于前明崇祯十六年于襄阳建新顺之日起，大顺已是永昌三年，虽各地减税、免税年限不定，但国之根基为钱粮，年限一到征税难免。怎么个征法，便是要紧了。再跟从前那般乱征法，任由地方小吏同那士绅老爷从中渔利，我不上煤山，我那子孙也要上煤山！”

陆四问顾君恩是不是可以在新的中央政府架构专门设立一个同六部平级的税赋机构，将中央同地方的赋税统归这个机构来执行，以一定比例提取中央，留存地方，从而避免地方乱收税及各种苛捐杂税。

并称今后农税要逐年递减，大顺将来要重点发展商业，并要着手与海外贸易，从而通过提高商税来减轻农民负担。

“眼下咱们大顺人少地多，土地问题不是大问题，但要想到以后，种地，苦噢。”

陆四始终认为让老百姓不种地就能过上好日子，才是一个穿越者真正应该做的。

但显然，恐怕终他这一世，这个目标也不可能达到，或者说无法完全做到。

毕竟，时代限制。

“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

光提自己的看法肯定不行，陆四也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考虑到国家之根本实在于钱，他便把“摊丁入亩”四字写了下来，叫侄孙拿给正在研究大顺新朝赋税政策的左辅顾君恩。

顾君恩看了这四个字，着实深思许久。

陆四也不着急顾君恩能就这四个字立即拿出章程来，在武英殿中吃过午饭后，他便专程来到武备院，也就是前明兵仗局。

倒不是看满洲人给他留下多少军械，而是准备恢复兵仗局的火药生产能力。

虽说起兵以后于火器使用不多，但陆四却深知时代终将属于火药。

而他顺军自产火药能力有限，故而早在起兵时，就一心惦记着北京兵仗局同盛京火药局这两处中国最大的火药生产基地。

盛京那边年产多少火药，陆四不太清楚，北京这边却是崇祯年间就年产数百万斤的。

清军入关以后，凭着大炮到处轰开明军、顺军据守的城墙，便是得益于其有完整的火药生产能力。

前明时，兵仗局管军械局和京营药子库，药子库以前就在内城的王恭厂，可天启年间却发生了大爆炸，波及顺城门大街、刑部街、平则门，造成两万多人死亡，房屋毁坏数万间。

“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更离奇的是遇难者衣服、钱财、器具竟然飘到了西山昌平州教场。

总之，这次天启年间的大爆炸着实离奇，即便陆四前世对此次爆炸说法也是五花八门，让人不知真相如何。

现在的药子库在外城，第一镇入城之后便接管了这里，仍留在药子库的匠人有两百多人，管事的十几人，其余人等多被满洲人带走。

库存火药却是不多，只有几十万斤，只是正常年产量的十分之一。

当初顺清“和议”时，若不是顺军方面不许清廷破坏，这药子库多半就会被炸掉，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陆四也是奇怪，他问那留下的药子库管事、前明兵仗局的王太监：“当年永昌皇帝离京之时，为何没有炸毁药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