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跟我上！”

我右手摇晃着那把缀着红穗子的左轮手枪，左手捏着以红丝绳系挂在脖子上的哨子，沿着挖进壕壁里的脚踏爬出了一人多高的平行壕，眼睛里顿时塞满了似乎要吞噬整个世界的烟火。

刺耳的军号声从后面和左右一起袭来，我感觉有一股强风狠命地推动着我，我像断了线的风筝，径直向山顶那团骇人的烟火飞奔而去。

我叫李瑞石，步兵11师31旅93团1营2连连长，24岁，未婚。

大约三个月前，我还是本连三排的排长，就在一月十六日那天，在进攻基米尔山山脚至山腰的前沿阵地时，二连的全部战斗员中仅有我和三排见习副排长聂文青准尉得以全身而退。也就是说，一天之内，二连完蛋了。

一月二十日，我被任命为二连的新连长，重组二连，一周内我接收了一百二十名士兵、八名士官、三名见习准尉和两名少尉，其中只有三名士官和一名少尉参加过战斗。

成天提着个烟袋锅子的杜营长告诉我：“我们中国就是人多，小兵的话损失多少都没问题，但是有经验的士官和军官就不容易培养，没有两三年整不出来——好不容易给你凑到了这几个宝贝，好好利用吧。”

当时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杜营长的另一种形象：敞着满是汗毛的胸脯，右手提刀，左手握秤，指点着铺子上那些挂着军衔标志的肉块大声叫卖。

当时我的胃很酸。

对菜鸟们的训练只进行了不到一个月，第二次总攻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我们团被作为旅预备队跟在91和92团后面，本旅的任务是进攻基米尔山主峰西侧的c堡垒，结果还在进入阵地的时候，一股日本兵搞错了方向，横着插到了我们旅前面，被山上密集的炮火打得一塌糊涂。91团的一些新兵吓坏了，居然违抗命令向山下逃，团长亲手毙了好几个也没能挡住，冲下山的逃兵惊慌失措，大喊大叫，结果带动了我们团的新兵一起往后跑，进攻被迫停止。结果旅长被司令官斥责，91团和我们团的团长都被处分，领头的逃兵毙了十几个，其他人送到宪兵队里改造。当时我们连的新兵跑了三分之一，杜营长被上司骂完以后就拿我们几个连长出气，专门跟我发了一个小时的火。

因为我们31旅出了这样的事，之后的战斗一直没让我们上，到第二次总攻结束的时候，我们旅倒成了军内惟一满员的旅队。这次总攻，我们方旅长得以戴罪立功，率本旅进攻基米尔山主峰的d堡垒，或许正与此有关罢。

我是个幸运的人。

伯爵家的准尉也很幸运。

伯爵家的准尉就是聂文青，他是现任西南军区司令聂士成伯爵的五男，二十二岁，帝国陆军大学四年级见习生，闲下来就动笔写东西，脸上不时显露出某种文人的忧郁，私下里还告诉我，他其实很讨厌打仗——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块还没有锻打成宝剑形状的钢坯，他迟早要变成剑，除非在此之前命运已经抛弃了他……

现在他就跟在我后面，肩上扛着一挺轻机枪，重组二连的时候我任命他为机枪班班长，小伙子体能还不错，跑起来像只小狐狸。

童千华准尉带领的一排一个冲刺，跑到了我前面，一排今天负责打前锋，配备了一个工兵班，带了几十根爆破筒，以便在雷场和铁丝网阵中为全连开路。

本连当天的任务是协同本营其他各连锲入到d堡垒东侧13号多面堡周围的掩体群中，利用敌方交通壕迂回到多面堡侧后占领之，以掩护团主力从堡垒东侧发起进攻。

杜营长的部署是，一连在左，二连在中，三连在右，四连为预备队，一连与二连担任主攻，三连负责牵制。

腰上别着他那根烟袋锅子的杜营长应该就在我屁股后头盯着我吧……昨天的动员会上，方旅长宣称要在各团组建督战队，没有命令就擅自后退者格杀无论。

我可不想跟那些菜鸟一起死在自己人的枪弹下，好在经过这些天的强化训练，士官和军官们已经慢慢建立起了威信，我一再找过那些曾经阵前逃亡的小兵面对面地谈话，好话说尽，狠话也说透，不时地还带几个人到前沿走一圈，熟悉战场环境，不过到底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看来我是难以担此重任，一个连长都干不好，还有什么狗脸滴着口水幻想将军、议员、总理大臣之类之类的未来？

大地糜烂得恶心。

我们踏着没过脚踝的烂泥向上攀爬，一面崭新的连旗在我身边飘扬，山势越来越陡峭，开头一两分钟的冲劲很快被泥水和山坡的合力融化掉了。

大大小小的炮弹突然在周围爆炸，烂糊糊的泥水四下飞溅，子弹带着尖利的呼啸声打在地上，溅起一排排高高低低的泥柱。

冲在最前面的一排瞬间里几乎一起倒下，看不清谁是被打倒、谁是条件反射自动卧倒的。

下一批炮弹打得更近了，我右手边掌旗的战士闷着声摇晃了两下，扑地扎进了烂泥里，二排的邓宁发中士急忙向前抓住连旗的旗杆，红地的龙旗才没有被烂泥染成黑黄色。

“卧倒！”

我高举右臂，并拢的手掌向下连挥三次。

一贴地，我的军服前面立即沾满了稀拉拉的泥巴。

有人按住了我的头，扭头一看，是杜营长。